系统读完《江村经济》是在2013年，这是一本博士论文集，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答辩论文，是中国社会调查方面的学术著作。它描写了长江流域一个名叫“开弦弓村”的村庄，将一个大范围的社会研究通过一个小村庄折射出来，用平素易懂的词藻展现了一个原汁原味、细腻深刻的农村社会面貌。

    1935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毕业，同年秋拿到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入学通知书，作为一个人类学专业硕士，他知道继续研究或许是对他这个苦难的祖国最好的交代，于是他决定和妻子王同惠一起去广西大瑶山考察瑶族社会。不幸的是当年冬天刚结婚108天的妻子死于意外，他自己也身受重伤。然而这并未阻止他对学术的执著，他认为这也是祭奠亡妻最好的方式，于是多年以后，在《江村经济》的卷首，费孝通深情的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这本书奠定了费孝通在学界的地位，也使他在几十年后因之获得了赫胥黎奖——国际人类学的最高学术荣誉奖。布·马林诺斯基教授曾这样评价《江村经济》：“它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

    在这本书里，费孝通试图通过对农民生活状态、经济状况、家庭关系等的详尽描述，来解释西方文化科技与本土文化的交锋与共荣。费孝通说：“乡村经济就是我企图基于农村社会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的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它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习俗，都有其历史根源。”

    例如八字，通常的中国家庭在订婚前总会测算男女间的八字，媒人把写有女方出生日期的的红贴送到男方家里，男方父母则拿着它去找算命先生测生辰八字。事实上，在这里算命先生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因为父母心中早有选择，他们给算命先生一些暗示，操纵着最后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说算命先生就是可有可无的，要想从一些不了解的候选人里选出一个合适的女子无异于赌博，算命先生不仅充当着做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的一个办法。再如通过当地蚕丝业的发展与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的互相博弈。一个上世纪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的，是国际蚕丝市场的变化，技术的推动，村民的欲望和利益集团的动机与手段等。

    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中国的政经疑云。如今，在中国遇到本土化难题时，不妨回到本书的观点，换个角度，从制度和文化来理解这些问题；而任何有志于在本土开创事业的年轻人，更有必要了解这些潜在的因素——从农村到城镇再到城市，人们的居住环境变了，但根本的思维模式仍有很大的相似处。文化就是这样的奇怪。如果把追逐遥不可及的梦想视为浪漫的话，那正如费孝通在书里所说的那样，“人类学，至少对我而言，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

 

（惠多利 范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