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千禧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这一年澳门回归，举国欢庆。那年我六岁，记忆中的场景模糊却也鲜艳，红色是国旗，金色是盛世莲花，大街小巷似乎都飘着儿童的歌声，气氛深情而又酣甜。

唯有一件事是我清晰记得的：十三岁的姐姐穿着白衬衫，纽扣扣紧到最上端，蓝底白圆点的连衣裙，白色的长筒棉袜，配上一双小黑布鞋，俏皮的羊角髻，红脸蛋，粗黛眉毛。这幅打扮在六岁的我眼里，简直美极了。我也想像姐姐一样身形高挑，穿上盛装，站在大礼堂舞台上的第一排，唱响《七子之歌》，神采飞扬。

父亲从楼道里取出他的二八自行车，这是全家唯一的交通工具。二十八寸的车轱辘威风凛凛，车杠车把锃亮，反射着银色的光，车把手上的车铃响声清脆，如木槌敲薄磬——这种声音存留在记忆中像添加了柔光滤镜一样，与一个城市联结，如北京上空的鸽哨、黄土地上的信天游，不止因为悦耳而动人心魄，还有记忆的模糊处理使之光彩熠熠。父亲如果把我放在鞍座上，我的脚就无法够到车镫，而父亲却能轻而易举地单脚上车，这种伟岸与二八车一起植根在我幼年的印象中。

父亲把我抱上后座，让我双手环抱在他的腰上，车脚镫一蹬，骑上了前往学校礼堂的路。十二月的夜晚不再有蛙声虫鸣，夜风显得冷清。双手紧紧环抱着父亲的我抬头看着天空，那夜的天空就像王小波《三十而立》写的：“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父亲骑着车，我不能一颗颗地数，车子往前行进，星图往后拉拽，头顶略过了一条没有边垠的银河。西边的云团正在向我们这一边浮动，像是得到了什么召集令。

当晚大礼堂里上演了哪些文艺节目我无从记起，只记得最后一个姐姐参与的大合唱——《七子之歌》。百人的队伍里，我一眼看到姐姐，她未必是站在最中间的那个，但她一定是最瞩目的那个。我听不懂歌词唱了些什么，只想告诉大家那个最漂亮的是我的姐姐。父亲紧紧地环拥着欣喜不已的我，让我能够安静下来，但他的目光也锁定在舞台上的女儿身上，笑意炽热。

晚会结束，礼堂外下起了雨，堂檐下站满了前来送伞的人，母亲也捎人送来了大雨披。父亲穿戴好雨披，活像个田间归来的蓑衣老头儿。他将我和姐姐一前一后地安放在二八车的前杠和后座上，我们躲进了父亲为我们支起的天空里。车脚蹬一蹬，父子仨行进在了归家的路上。

“阿囡，再唱一遍台上的歌给我们听听。”父亲说。姐姐显然有些不好意思，“刚刚台上不是唱过了吗？”“姐姐，我还要听，我和爸爸还要听！”我似乎每个关节都叫嚷起来，车头一跛。“坐好！坐好姐姐才唱。”父亲的话总是很灵验，我立刻就卧下身子却竖起耳朵。姐姐没有清嗓子就自然地哼起来:“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当孩子们再次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澳门回归十八年，父亲六十岁。父亲的二八车只有一个边际柔化的轮廓印在我脑海里，那银色的梦境般的光芒逐渐地像翳一样封存在积灰的角落。二八车是真的老了，父亲也是真的老了，能感受到的那种老，姐姐也不再是那个绾着羊角髻的小女孩，已然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父亲抱起两个外孙，像《岩间圣母》中身着蓝袍的玛利亚面露平和的微笑，当他唤起孩子的乳名，总让我想起那阵远方飘来的歌声“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人离不开家，就像澳门离不开祖国。当历史汹涌地碾进这个时代时，已经不再有二八车的身影，但它永远熠熠生辉于十八年前的那个夜晚，承载着一家人的幸福时光——我听着姐姐从后座飘来的夹杂着微湿空气的歌声，在父亲为我们支起的那一小片天空里陶醉。

                                                                          （明日控股  朱华青）